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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展望: 防御当下,蛰伏待机

时间:2018-12-03 23:42    来源: 招商宏观研究  

2018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的表现呈现明显的防御特征,固收类产品取得正收益,而风险资产全面下跌。其中,截至2018年11月21日,中债新综合指数上涨7.11%,中证货币基金指数上涨3.38%,而南华商品指数下跌4.0%,万得全A下跌23.65%,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跌6.81%。

而2018年超预期事件频发,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股票质押风险、信用债违约风险等冲击下,股债波动率得以修复。沪深300的波动率从年初的低点29.4%已经回升至11月的33.2%,同期,中债新综合指数的波动率从1.6%升至4.0%。

展望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同步下行的风险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集体收紧导致全球流动性条件也将面临拐点。这意味着美国市场股债资产调整的可能性较高,进而对全球资本流向、全球资产价格造成不利影响。今年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出现金融动荡表明新兴市场股债汇资产均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随着A股和债券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外围形势对国内资产价格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地上升,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近期政策进一步转暖,市场对此反应较为积极。但展望2019年,我们依然建议大类资产配置仍以防御为主,利率债仍是配置首选,重视黄金的配置价值,避险货币推荐考虑日元。

 

(一)全球经济面临同步下行的风险

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更大下行压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将同步出现下行,其中受自身因素影响美国经济下行的幅度或大于其他发达国家,商品价格回落引发盈利回落不利于整体企业投资,短期金融环境紧缩、大宗商品价格疲弱和贸易增长放缓使得欧日和部分新兴市场的压力加大。

预计美国2019年GDP增速将降至2.4%左右,下滑的原因来自三方面:逐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意味着金融环境边际收紧,减税所带来的刺激作用也将边际减弱,更高的关税和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减缓投资增长。两个因素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改善后,消费支出的持续温和增长将持续支撑美国经济,全球原油需求存在一定“韧性”,美国页岩油产业将相对稳定。

预计2019年欧元区GDP同比增速为1.8%。内需仍将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尽管劳动力市场呈现改善势头,支撑工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但保护主义抬头、新兴市场脆弱性和金融市场波动等风险点将继续升级,而且外部需求疲软将不利于欧元区的产出。因此,2019年欧央行仍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存在加息一次的可能性,但政策利率仍将维持负利率状态。

预计2019年日本GDP同比增速为1.0%,较2018年小幅下滑。财政政策对经济拉动效果将逐渐减弱,自2019年10月起将消费税税率由8%上调至10%,从历史规律看,消费税税率的上调大概率会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外部需求疲软将使得出口对日本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下降。基于并不强劲的基本面,预计日央行将延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利率在0附近。

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展望——2019年宏观经济展望四

新兴市场方面,资源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受到商品价格的影响,2018年下半年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了一定调整,且我们预计大宗商品价格将进一步走弱,即便维持当前这一水平,水平价格的同比也将出现下行,这将为资源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不过,以2015年、2016年作为对照期,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行幅度更小,油价相对强劲,中国进口需求的降幅更小,总体负面因素更为轻微,因此我们预计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下行空间有限。

制造业方面,东盟五国和欧洲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受到全球贸易情况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2012年东盟五国经济的强劲与中国“四万亿”刺激政策带来的需求有关。2018年前三个季度,包括欧日和亚洲新兴市场在内的以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货物贸易差额情况均出现了恶化,显示这些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受益程度已经出现了下降,这也将滞后地不利于2019年制造业国家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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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全球经济经历了2018年美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后,2019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共振下行的可能性较高,叠加贸易摩擦的影响,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风险正在逐步上升。

 

(二)美国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1、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集体收紧,全球资产价格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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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于2017年10月正式启动缩表,缩表规模按季度持续扩大,2019年四个季度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合计的月度减持规模将分别为600、700、800、900亿美元;今年10月起,欧央行每月QE购债规模从300亿欧元降低至150亿欧元、并将在今年底结束增持;日央行实际上也在2018年给予了长端利率更大的向上灵活性。

发达国家QE曾经对于长端利率和其他资产价格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从过去来看,QE政策的变化对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影响显著,但政策影响存在边际递减的现象,第一轮QE的影响最大,第三轮QE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虽然也很大,但利率的下降幅度较小;同样的,自2013年美联储政策转向边际偏紧之后,对利率的抬升作用也是递减的,这或是由于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的资产再平衡由从方向转变变成了程度变化,因而影响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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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0日的FOMC议息会上,美联储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1%-1.25%不变,并于10月起开始渐进式缩表,每月最多减少6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4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合计100亿美元/月)的到期再投资,每季度一加码,市场反应平淡,符合预期。

学术研究,表明美联储QE政策压低了美国国债、MBS收益率水平,也推高美国股指,还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造成全球资产价格上涨。

根据美联储的计算,2008年11月25日-12月31日期间,仅是宣布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政策就压低了按揭贷款利率85BP,当美联储开始购买MBS时,其风险溢价下降了约50BP,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溢价上升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

美联储的第一轮QE带来了美国长端利率的下降,甚至包括货币政策中未购买的证券的利率水平,这主要体现了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的下降。由于改善了市场流动性,并消除了私人部门投资组合的提前偿还风险,QE对联邦机构债券和MBS的长期利率影响更大;对企业债、利率互换等的利率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制作用;总体而言,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压低了私人部门借贷利率,刺激了经济活动。

BIS总结的研究显示:通过预期效应和实际的资产购买,(1)美联储的QE1压低了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9-115BP,压低了亚洲新兴市场10年期国债79bp,QE2压低了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6-30BP,三轮QE对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累计效应在100BP以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每下降25bp,其他国家平均下降7BP,新兴市场国家最多下降19BP。

BIS总结了QE对更广泛资产价格的影响:股市方面,在美国推出和加码QE1后,标普500成分股的整体水平开始出现明显上升,且相关研究显示,QE1对亚洲新兴市场股市的提振作用达到了10.75%。

并且,美国QE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在资本流动层面也得到了验证:研究显示,美国QE政策的公布和实际实施均带来了美国、新兴市场和其他发达国家股市、债市的资本流入。据测算,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每因QE下降10bp,将带来0.2%(新兴市场国)GDP的净资本流向新兴国家的证券市场。

这意味着未来股市也将面临着调整压力,新兴市场同样有资金净流出证券市场的压力,但幅度仍然小于发达国家。但是,这种负面影响是边际上的,并不代表其将一直主导资产价格的走势。从目前的信息来看,缩表的速度将明显比扩张时期更慢,影响也将更为缓和。

QE退出的预期强化期间,新兴市场的汇率和资产价格所受到的冲击将是观察重点。市场普遍认为,在美国退出QE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更加动荡,其风险溢价也会更高。由于国外投资者对美国政策退出的预期改变,新兴市场面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使该国货币面临贬值压力。

然而,新兴市场之间也存在分化。从美联储的研究分析来看,2013年4月-8月的“预缩表”期间,大部分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受到了负面影响,金融条件恶化、投资者撤出资本、货币贬值、股市下跌、债券收益率和信用利差上升,但受影响的程度与基本面和前期资本流动情况有关。新兴市场的中位水平是对美元贬值9%、主权债券收益率上升2%、CDS(信用违约互换)息差上升了0.5%,股票市场下跌5%。大部分新兴市场货币的贬值幅度在5-10%,但各国差异很大。

分析2013年“预缩表”期间和另外6个新兴市场承受较大压力的时期得知,经常项目逆差/GDP较高、储备/GDP较低、外债/外储比重较高、政府总债务率较高、整体通胀水平较高的国家货币贬值幅度通常更大,但私人部门信贷/GDP比例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在前期获得了更大规模的私人部门资本流入、货币升值幅度更大的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在Taper Tantrum期间表现更差;债券收益率和信用利差也会受到增长前景不同的影响。

美国联储对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做出了一些估算: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将逐步消除之前的量化宽松对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期限溢价的压制。美联储自己的估算是,到2017年底,三轮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的累积影响使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期限溢价减少了85个基点,或者说,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导致2017年年底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期限溢价比正常水平低85个基点。按照美联储的缩表计划,到2023年一季度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将达到正常水平,届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期限溢价可能依然将比正常水平低24个基点;根据堪萨斯联储的测算,在两年内将美联储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削减6750亿美元,将相当于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

如果我们认可美联储进行资产购买期间的预期效应和实际购买对资产价格产生了推动,那么一个合理的假设便是宽松预期的逆转将导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债券收益率有上行压力,发达国家收益率压力大于新兴市场,期限溢价和信用利差将受到推升;全球股票市场的估值都将受到压制;新兴市场汇仍将面临一定压力,

2、美债收益率高中枢抬升全球利率水平

美债收益率受到美国名义增长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以2011年、2014年为例,美联储加码QE和欧央行开启QE使得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与美国名义增长出现了分化,较明显地被压低。因此2019年的美债收益率,一方面预计2019年美国名义增速将出现下行,实际经济增长和名义价格都将有所下行,另一方面预计货币政策正常化将对利率中枢施以抬升作用。缩表可能通过直接影响供求而带来美债收益率中枢水平抬升,两个方向相反的力量将在不同阶段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预计上半年名义增长的影响将使得美债收益率有所下行,但下半年或将回升,波动中枢仍然较高,2019年10年美债收益率将围绕3.0%上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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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收益率对新兴市场有什么影响?我们计算了2016年以来美国与各国/地区国债收益率的相关性,发现多数经济体国债收益率与美债收益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而其中基本面的相关关联是占主导的。

中债与美债收益率的相关性高达0.76。这种相关的原因之一是基本面的同步性,墨西哥与美债收益率的相关性高达0.94,就反映了基本面的重要性,因为地理和经贸联系使得墨西哥的基本面与美国最为紧密联结;原因之二可能是资本流动的共同影响。巴西、俄罗斯、希腊利率与美国呈负相关关系。希腊长端利率主要受希腊主权信用风险的影响,而其他国家利率上升阶段往往意味着基本面强劲、主权信用风险较低,因而与美债收益率构成了显著负相关关系;巴西、俄罗斯则可能是受到汇率和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更大影响。而在较长时期内,美债收益率与美股、MSCI新兴市场指数也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仍然更接近反映基本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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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股市表现直接影响全球股市涨跌

基于对美国经济增速已经见顶的判断,和道琼斯工业指数领先于美国经济增速的历史情况,2019年美国股市存在进一步下跌的风险

从历史来看,美股明显下跌对新兴国家的权益市场的影响是负面的:自2002年以来,美股调整时A股表现均不佳,金融危机期间,道指最大跌幅为47%,沪深300最大跌幅为68%,2010年Q2、 2011年Q3、2015年Q2-2016年Q1美股小幅调整期间,A股均表现不佳。从金融视角看,可以把美股视作全球股票市场的“核心资产”,是一个上限。因此,其价值的崩塌并不会促使其他市场更好,而是会引发全球股市重新定价。

另一方面,如果美股表现相对平稳,那么其对于风险偏好的稳定作用和资金回流美国力量的缓和,对新兴市场而言,资本外流的压力将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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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元指数冲高回落,资金外流压力前紧后松

受利差主导的美元指数主要反映了美国经济增长相对全球GDP的强弱变化,顺周期财政政策积极影响的消退与经济周期下行双重叠加,将加大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其幅度将超过在2018年就已经展现出一定下行压力的其他国家,因此预计2019年美元指数将走弱。不过,美联储缩表所带来的流动性紧缩对美元指数构成一定支撑,因此本轮美元周期中,美元指数的下行或将相较以往的快速剧烈调整明显更为缓和。美元指数的回落对新兴市场汇率而言是个好消息,这有助于其资本外流形势的改善和通胀的稳定,也会减少对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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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年主要大宗商品展望

第一,CRB指数。国际大宗商品一般以美元定价,因此美元指数与商品综合指数一般负向相关。今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从90以下趋于上行,对CRB综合指数形成下行压力(图1)。但展望2019,美国经济已达到景气高点,预计美元指数将冲高回落,美元指数对商品综合指数的下行压力有望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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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黄金。美国实际利率是黄金价格的长期决定因素,二者呈现明显负相关性。2018年以来,美联储持续推动加息,美国实际利率出现中枢跃升,这决定了黄金价格整体趋于下行。展望未来,美国经济上行动力减弱,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将有所放缓,黄金价格上行预期预计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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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原油。影响国际油价的因素可以分为美元走势,原油供给、原油需求三个层面。首先,2018年的美元指数对原油价格走势几乎没有解释力。其次,全球经济复苏是国际油价的中长期逻辑,但今年以来贸易摩擦加剧,未来全球经济增长进而原油需求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所以,当前国际原油可能更多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

原油供给因素包括北美页岩油生产技术与产油国限产协议之间的博弈、地缘政治问题(近期为伊朗制裁),并最终反映为原油库存变化。其中国家之间的博弈(特别是美国已经成为原油价格边际上的决定者),或许是2018年原油价格脱离强美元与弱需求等负面影响而独立走强、价格波动幅度增大、布伦特与WTI价差增大等特征的主要原因,且这些特征也有望在2019年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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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内工业品。2017Q4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边际放缓,特别是投资增速下行,直接导致了国内工业材料需求的下降。投资增速的下行主要是基建投资严重下滑导致的,另外房地产投资中土地购置费的占比提升,也使其对下游需求的拉动能力有所弱化。对应到大宗商品市场中,今年整体价格涨幅明显弱于去年——南华综合指数中枢从1350抬升至1400,同比增速弱于2017年;PPI增速中枢则从2017年全年的6.3%降到了今年以来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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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种而言,有色金属价格对经济周期下行的反映更充分,自2017Q4经济增速下行之后,铜价、铝价都出现了回落。但黑色商品还受到了去产能和环保限产影响。这些供给侧的因素主导了4月以来黑色商品价格,以及南华综合指数的上行。展望2019,国内工业金属价格走势总体将跟随宏观经济走势,呈现V型(即年中完成出清之后触底反弹)特征,但钢铁等具有去产能和限产支撑的品种波幅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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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年外资流入与人民币汇率展望

我国外汇供求方面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外资买股买债资金为典型代表的资本项下资金流入,已经成为除经常项目之外所不能忽视的方面,但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这一部分资金流入将出现明显收窄,这将给我国汇率、资本市场都带来边际影响,这便是2019年外资流入“变”的方面。而“不变”的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有赖于持续推进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境外央行等配置型资金仍将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二是有赖于我国积极放开国内其它市场的外资准入,可能得以维系今年以来FDI资金流入的较好表现。而FDI方面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一方面有利于我国“稳外资”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则可能成为2019年我国相关领域投资活动的有益支撑。

1、外资流入的变与不变

我国外汇供求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经常项目的资金流动相对资本项目更稳定,所以传统上投资者在研究资本流动、汇率等话题时经常聚焦于与贸易相关的经常项,而忽视了资本项目对于汇率、境内资产价格的影响。而这一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上的缺陷,在逐步开放其资本项目的新兴经济体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已发展多年的FDI,还是近年来加速开放的境内资本市场,都吸引了可观的外资流入,在国际收支等多方面已经无法忽视这一股力量。以今年为例,前三季度外资买股买债资金累计达6500亿元(近1000亿美元),而近5年来经常项目季度均值为471亿美元,更不用说今年第三季度经常项目差额最大也仅为1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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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此前的专题报告《我国外汇供求形势的新变化来自哪里?》中所言,资本项下、特别是证券投资项下的外资流入,已经成为平衡我国外汇供求、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一股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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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带来一个问题是,若外资在未来选择减缓乃至不再增持人民币金融资产,对我国外汇供求、汇率等方面都将带来明显的压力。除此之外,外资流入的减少也将对股、债市场走势形成边际影响。

以债券市场为例,境外机构是今年以来最积极增持人民币国债的机构,在今年上半年增持幅度更是遥遥领先商业银行等境内机构,根据我们的静态模型估算,外资的作用贡献了1-10月份长端收益率累计下行53bp中的将近20bp(占比38%)。而按照我们的估计,未来外资增持债券的幅度将相较2018年上半年出现明显减缓,背后的原因来自于利差、汇率等周期性因素的转向负面(可详见我们前期专题报告《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现状、原因、影响和前瞻》),未来半年内其对长端利率的累计压低作用可能将明显减弱至5bp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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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一外汇供求分析框架之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外资的行为发生了变化,那外资流入方面是否有什么因素是不变的?首先,不变的一面同样来自于债券市场国际资本流入方面,境外央行等配置型力量大概率仍将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国债),目前1.84%的占比明显与人民币在SDR篮子中的占比水平不相匹配,从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来看,这一配置需求仍远未消退,而且这一配置型资金的不断流入,事实上也得到了我国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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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不变的因素,则可能是来自于我国积极放开国内其它市场的外资准入,导致FDI方面的资金流入可能可以继续维持今年以来的较好表现。这一方面则以2018年6月28日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为标志,该负面清单大幅度放宽了市场准入,其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在金融、汽车、船舶、铁路、农业、矿产、点位等领域退出22条开放措施。

具体而言,放松准入的领域主要包括:小麦、玉米之外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特殊和稀缺煤类勘查、开采;石墨勘查;稀土冶炼、分离;钨冶炼;专用车、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商用车(2020年),乘用车(2022年);船舶(含分段)设计、制造和修理;干线、支线飞机设计、通用飞机设计、制造与维修等;武器弹药制造;电网的建设、经营;铁路干线路网的建设、经营;铁路旅客运输公司;国际海上运输公司;国际船舶;稻谷、小麦、玉米收购、批发;连锁加油站建设、经营;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测绘公司;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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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FDI方面也能成为我国外汇供求关系中“不变”的一方,无疑有利于我国“稳外资”目标的实现,而这也可能成为2019年我国相关领域投资活动的有益支撑。

2、人民币汇率展望

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波动区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央行在汇率浮动、采取逆周期宏观审慎措施减弱资本流动冲击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取一个均衡值,但给予货币政策有效或者说保持独立的货币环境以更大的权重。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外部冲击较大以及市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央行希望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不会固守某个具体点位。从外汇市场供求的角度看,既有中美贸易摩擦和美联储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正面影响,整体判断2019年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有望保持基本平衡。而人民币汇率弱势与强势之间转换则主要决定于美元指数为代表的篮子货币的走势,美元指数有可能在2019年冲高回落,届时人民币可能摆脱弱势出现阶段性走强。预测2019年美元指数在(89-100)区间内波动,人民币汇率在(6.25-7.19)区间内波动。

 

(五)大类资产配置应防御当下,蛰伏待机

展望2019年,我们认为大类资产将延续高波动、低收益的趋势,这是当前宏观环境变化的结果。如前文所示,2019年的宏观将有如下变化:

2019年全球经济共振下行的风险较大,美联储加息使得美债收益率面临上行压力,进而扩大美国政府负债压力,特朗普政府财政刺激力度受到制约。中国经济在2019年面临名义和实际GDP增速继续下行压力。随着经济增长的回落,企业盈利将承受更大压力。权益资产的基本面将继续被侵蚀。

通胀方面,近期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回落和国内环保限产政策不再一刀切。国内外商品价格走势的背离开始得到修复。尽管2019年CPI增速将小幅回升,但PPI增速将回落至1.0%左右,GDP平减指数将进一步回落。预计通胀形势仍不会是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选择的主要矛盾。

政策方面,受杠杆率、房价、环保以及海外风险的约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空间有限。我们预计2019年货币政策态度仍将较为友好,财政支出增长乏力,积极财政将更多以减税降费的形式体现。未来一段政策调整仍将聚焦于国有企业竞争中性方面,减轻民营经济所收到的冲击和负担。

外部形势将更加不友好,美债收益率处于相对高位,美股下跌风险上升,国际资本流向随着存在逆转风险。并且,2019年更加接近美联储结束加息的时点。历史经验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可能性将明显上升。从这个角度看,全球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也将进一步上升,这已经在2018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格大幅动荡中预演。尽管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但国会两党对于遏制中国发展方面具备共识,因而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不断发酵的可能性依然较高。

2018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的表现呈现明显的防御特征,固收类产品取得正收益,而风险资产全面下跌。其中,截至2018年11月21日,中债新综合指数上涨7.11%,中证货币基金指数上涨3.38%,而南华商品指数下跌4.0%,万得全A下跌23.65%,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跌6.81%。

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展望——2019年宏观经济展望四

而2018年超预期事件频发,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股票质押风险、信用债违约风险等冲击下,股债波动率得以修复。沪深300的波动率从年初的低点29.4%已经回升至11月的33.2%,同期,中债新综合指数的波动率从1.6%升至4.0%。

2019年我们依然建议大类资产配置仍以防御为主,建议超配利率债、黄金以及日元。名义GDP增速下滑配合货币政策持续降准,市场收益率具备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利率债的风险在于若中美利差持续倒挂,这会引起国内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恶化,若央行政策阶段性转向稳定汇率,那么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影响将体现为利率冲击。

重视黄金的配置价值。从历史数据看,黄金价格在金融危机前基本能够平安穿越美联储的政策周期,其价格具备长期稳定的特征。金融危机后,黄金价格的变动主要反映了美国实际利率的走势。当前已经较为接近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的顶点,美国实际利率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下降,这有利于黄金价格的回升。

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展望——2019年宏观经济展望四

避险货币推荐考虑日元。2019年美元冲高回落的可能性高,而英国脱欧、意大利预算赤字率等政治事件都有可能对欧元和英镑造成较大冲击。日元相对更有吸引力

2019年大类资产配置展望——2019年宏观经济展望四

2019年A股市场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机会。一方面,从虽然外围长期形势不利于权益资产,但历史数据显示,美股的大规模回调也发生于美联储加息结束之后,这也意味着短期外围压力还可控。目前A股估值水平跌至历史低位,国际资金从全球配置的角度,可能会减持美国资产,增配新兴市场资产。另一方面,但如报告前文所述,资本市场现在被监管层寄予厚望已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题,而且明年年中我国政策存在调整的可能性,权益资产或许会对此提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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